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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做了一個夢。夢裡有鬼佬和我們講中文，還拿吉他給我和阿德伴奏。我們唱那首Sally Garden和Desperado，竟發覺我的布魯斯口琴裂開一個口子，有個音怎麼也吹不出。醒來之後，我問她們：夜裡有聽到我唱歌么？她們笑笑：沒。記得小時候經常做夢走進一個永遠有一扇門的暗室，開了一夜的門都沒能走出來，我想喊，可喊不出聲。小時候還有憋尿的習慣，自以為是那種忍耐性過人的小孩，其實記憶中爸媽很少體罰我，僅有的幾次我都記得很牢。

 

每回聽到朋友結婚或者生小孩的消息，我都替他們高興。他們會有新的生活、新的歷程，也會有新一輪的成長吧。換回自己，這兩件事情對我那麼遙遠，甚至幾乎沒可能。在豆瓣上看到夏紀年介紹那些“終身未婚人士”。柏拉圖、達芬奇、伊莉莎白一世、貝多芬、叔本華、康德、簡·奧斯丁、安徒生、恩格斯、梵高、薩特、波伏娃、卡夫卡、福柯、維特根斯坦……終身未婚的原因各不相同。比如，貝多芬一生愛慕過許多女人，但他們都寧願嫁給別人（未考證）。又比如，叔本華說過：只有哲學家的婚姻才可能幸福，而真正的哲學家是不需要結婚的。我只能說，這個世界，人是多樣的存在，幸福也有多樣化的理解。婚姻和家庭可以是幸福的歸宿，終生不婚者也並非是不幸福的。

 

不過這之外的一個結論就是：繼往少數偉大的個體，卻並不一定是幸福度過一生的。對他們來說，幸福或許並不是終其一生的追求。他們連同他們偏執的孤獨、憂鬱，或者只是爲了思考“人何以成為可能”這一類無解的問題。他們或許並不是爲了在所置身的那個時代，獲得一份好的工作、一個好的家庭，和一個好的口碑。他們那麼沉浸於思考帶來的痛苦、快感，以致于有人說他們是瘋子、自虐狂。有時候，他們作為“偉人”這種存在的意義和價值，竟然要在死後、甚至穿越一個或幾個世紀，才被人們知曉、估量、頌揚。就像我們抬頭能看到的那些星星，它們發出的光芒穿越了數十萬光年的距離才到達我們的瞳孔，而有些或許早已不復存在。

 

原來，人這種有思想的動物，是可以選擇結婚或者不婚，也是可以選擇幸福或者不幸的。當世人眼中的匪夷所思或者乾脆被他們定義為不幸的生活，成為某個生命體執拗的選擇時，這是怎樣的一種悖論呢？人們樂此不疲地分析各自對卡夫卡的理解，評價他的作品所散髮出的人文主義光輝，我們真的就以為懂得了卡夫卡本人么？如果當初他的好友遵囑焚燒他所有的稿件，那麼他恐怕連一顆星星的光芒都不會有。一個鬱鬱寡歡的人，又怎會料到他那些關乎個人的問題，竟引發了幾代人、不同地域的人，對他們可能存在的共同問題的思索？一種生命飽含了一種無限的可能，換句話說，一個生命可以擁有在他的多維世界中無限的張力。

 

我們有限的生命中，快樂和痛苦各占幾分呢？友說，長大的代價就是痛苦，快樂不會讓人長大的。大概是因為痛苦讓人在掙扎中懂得惜福，而快樂，習以為常的快樂，總是會給人理所當然的錯覺吧。我們每天都在空氣中呼吸，卻不會每天和空氣說謝謝，因為空氣對於地球來說，是那麼理所當然；因為除了呼吸這件事，我們還要用呼吸的時間經歷其他很多事情，快樂的，不快樂的。痛苦和快樂都是生活（或者說成長）的副產品，並不一定就是生活的終極目的。有誰會說“活著是爲了死去”這樣的傻話呢？我們活著，是爲了更好地活著。“更好的”那部份，既是人的欲念，也是個體作為人的價值所在。這大概就是為何這世界，毀滅和創造一刻也未曾停歇過。

 

親愛的，你那麼認真地為我讀一個孤獨死去的人寫的詩，讓我又一次被生命感動。

正如我仰望到一顆來自幾十萬光年以外的星辰。

 

   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叔本華（1788~1860）  卡夫卡（1883~1924）    福柯（1926~1984）